“做学问要从国家需要出发”(讲述·一辈子一件事)

曾繁仁:1941年生,安徽泾县人,山东大学讲席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学科学术带头人。长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美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,出版《生态美学导论》《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》《美育十五讲》等著作10余部,主编《中国美育思想通史》(九卷本)等。

1964年7月,曾繁仁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,同年留系任教,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。1987年秋,受学校委托,曾繁仁赴豫开展项目合作。他们一行七八人,乘着一辆面包车出发,跨越黄河大桥,穿越鲁中、鲁西南、河南兰考,直达开封市区。

当时,我国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,“沿途中,一座座化工厂冒着柱柱黑色浓烟,造纸厂污水横流,渗入到十几公里外的地下,一方方良田沃土被污染,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气味……”曾繁仁回忆。

“走一程,痛一程。为了经济发展,我们国家的生态系统受损问题多、历史欠账多。”曾繁仁在心中做出论断。

回到学校,曾繁仁时常琢磨,如何发挥绵薄之力,结合自身所学,为改善当下生态问题做点事情。曾繁仁觉得,美学中应该发展出一门学科,将人文性、审美性与生态性统一起来。

后来,曾繁仁联想到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到的“域中有四大,而人居其一焉”学说,还有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“天人合一”的学说。这就让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发生了关联,他立足中国现实,提出了“生态存在论美学”,并一挥而就完成万字论文《生态美学: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》。

两年后,曾繁仁在原有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个人首部生态美学论著《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》,进一步诠释了他的观点: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,倡导人类应该以一种普遍共生的态度对待自然环境,同自然环境处于中和协调、共同促进的关系。

那篇万字论文成为我国生态美学的代表性论文之一。该文与《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》共同奠定了曾繁仁研究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,并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人文价值观上的思考。

“对我而言,治学是人生价值的持续提升;做学问,要从国家需要出发。”曾繁仁说。

1959年至1964年,曾繁仁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。“求学期间,系里‘大师云集’,冯沅君、陆侃如、萧涤非、高亨等教师,代表了当时文学研究的高峰,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,这四位前辈都曾给我上过课。”曾繁仁回忆。

当时,系里的教师们偏爱让学生发言,“例如,高亨先生给我们上《诗经》与《左传》课,我们在每堂课结束后,都要围在高先生身边,向先生问学。我们对先生的学术都很景仰,经常引用先生以及前辈的学术观点。”曾繁仁回忆。

“不要老是提高亨怎么说,而是要提出你的新说,否则就是重复,没有意义和价值。”高亨先生对大家说道,“你们讲讲,有没有新看法、新发现?”

在教师们的引导下,系里讨论氛围浓厚,“大家都在尝试求新,积极参加学术讨论,手里捧着著作,引经据典,甚至与老师展开激烈讨论……”曾繁仁说。

曾繁仁说他“力求将求异与求新的治学精神延续到教书育人中”。他常把学生聚在一起,开展学术讨论,鼓励大家推陈出新,“我的博士生在写博士论文前,我都会问:你的研究与前人有何不同、提出了什么新问题?”曾繁仁说。

学术攀登创新之路,未曾止步。2010年,已近古稀之年的曾繁仁,再度完成《生态美学导论》一书,这是国内首部综合中西古今资源、全面论述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美学理论形态的论著。

“‘追求真谛,创立新义,力求出言有据,避免游谈无根’,高亨先生这句话,让我受益终身!”曾繁仁说。

曾繁仁家中,珍藏着一张合影:“照片拍摄于2009年召开的‘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。”曾繁仁说。

当时,曾繁仁做了一篇关于生态美学的报告;会后,一位西方的美学理论家找到他说:“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这么了解,也想不到中国学者对于生态美学有这么全面的研究。”

曾繁仁对于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十分重视。2005年以来,在他的身体力行下,山东大学多次召开生态美学相关大型国际会议,持续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……

“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,认为‘美学’与‘生态’等都是国外输入的理论,中国没有本土的‘生态美学’。”曾繁仁意识到,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,就是“中国线年开始,曾繁仁转向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研究,提出了“生生美学”,建构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。翻开《曾繁仁学术文集(十)·生生美学》一书,略扫一眼目录,就会发现此书内容广泛,涵盖古琴、敦煌壁画、中国书法,等等,内容颇为细致。

“‘生生美学’,以《周易》为出发点,依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,必须博览群书,从浩繁卷帙中汲取精华,才能研究得透、研究得好。”曾繁仁不好意思地笑了,“你看,家里挺乱,到处都是书。”

几年前,年近80岁的曾繁仁与爱人一同踏上火车,奔赴甘肃,“他总说,仅研究书中的敦煌壁画,还是差点什么,非要去实地看看。”曾繁仁的爱人笑道:“看到敦煌壁画的那一刻,他的眼睛都是发光的,边看边记;回来后,都写进了书里。”

研究“生生美学”,曾繁仁形成了一个小习惯。“有时,我俩正在外遛弯,他忽然着急回家,原来是想到了新观点,得立刻记到本子上;吃着饭时,有新想法,赶紧放下筷子去记下。”曾繁仁的爱人拿出一摞手稿:“这些都是他近期记的。”

问他为何如此痴迷。曾繁仁思索片刻,抬头答道:“在我这样一个年龄,做点有意义的学问,为‘美丽中国’建设贡献智慧,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,这就是我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所在。”

“60岁,对多数人而言,已是退休的年纪,而您却毅然进入一个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新兴领域,并开拓出全新的局面,背后的动力是什么?”采访时,记者问道。曾先生答道:“在于‘使命’二字。”

多年来,曾先生殚精竭虑、勤奋治学,把理论研究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,让书中的理论变得更有温度。从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况中提炼学术问题、选择研究方向,是曾先生治学的基本路径。梳理曾先生数十年在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丰富成果,可见其背后跃动着时代发展的脉搏。可以说,他是中国当代学者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的典范。矻矻穷年,学术报国,这正是曾繁仁心中的使命,值得后辈学习!